前言
一所优秀的学校背后必有一个优秀的校长！中国教育在线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时，有幸邀请到一批优秀的中学校长对话，于宏观处感受中国基础教育70年来的伟大成就，于微观处体味他们对教育的理解，对学校的治理经验，以及他们的情怀。而这一切，对于我们所有关心教育的人都有莫大的启发与借鉴！
本期嘉宾：广州中学校长、广州市天河区教育顾问吴颖民
吴颖民，男，1950年生，广东省汕头市人，中共党员，1976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化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96-2013年任华南师范大学附中校长，期间曾兼任华南师范大学附中党委书记，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发展中心主任等职。曾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总督学。第九届、第十一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现任广州中学校长，广州市天河区教育顾问。
不要小看基础教育，学问大得很陈志文：您从事基础教育工作已经40余年了，当时，您进入这一领域的契机是什么？
吴颖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令，发展科技，基础在教育。而发展教育，需要大量教师。我在华南师大读书时，老师们对我比较欣赏，想把我从中学调回高校做研究，但省教育厅则不同意我离开基础教育战线，后来经过协调，我最终被调到华南师大附中工作。
这是历史的选择。如果问我是否有遗憾，我觉得人生没什么可遗憾的，也是这个选择让我跟基础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华南师大附中的老校长跟我讲，不要小看基础教育，基础教育一样有学问，而且学问大得很。
陈志文：也算是阴差阳错。如您刚才所言，其实人生无所谓遗憾不遗憾，只要自己用心做了，就没有遗憾。
吴颖民：是的。
陈志文：从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到广州中学，您做了20年中学校长。您觉得，做好一名中学校长，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或者素养？
吴颖民：首先，一位真正的好校长要对好的教育有深刻的理解，有自己的追求，这是大前提。
学校是人才培养的专门机构。一名中小学校长，必须要理解中小学这个特定阶段对于孩子们未来的成长意味着什么？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校教育，应该学习什么，获得什么样的素质？校长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才能保证学校发展的正确方向。
孩子在中小学阶段不仅需要长知识，长身体、长性格、长习惯，而且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等都基本在这个阶段完成。尤其对于思维方式的形成来说，中小学阶段是一个关键期，一旦养成了某种思维方式，之后是很难改的。
校长对于好的教育、好的学校要有自己的判断，好的小学是什么样的，好的中学是什么样的，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否则工作就是盲目的。校长对于好学校各个方面的理解（包括课程、教学、师资、管理、风气、人际关系等），就是一名校长的教育理想。
第二，一位好校长不仅仅是一个好的管理者，更要成为一位好的领导者。领导者和管理者最大的区别在哪儿？我认为，领导者应该是领路人，要担任向导的角色，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具体工作上，而是要为大家带路。校长要知道该往哪里走，调整好目标，也要知道如何走，凝聚集体的智慧，把教师动员起来，把学生组织起来，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
陈志文：也就是指方向。
吴颖民：是的。目前，我们有些校长忙忙碌碌的，很努力也很辛苦，但是不看路，不知道方向在哪儿，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到头来感觉很累，但是又没有什么建树。
第三，一位好校长要熟悉教学工作以及一些基本的管理知识。校长首先应该是一名好老师，是教学的好手，这非常重要。学校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教学工作，校长要了解教学的全过程，才能对教学工作有发言权。如果校长是教学的门外汉，对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都不了解，很难让老师们信服。
陈志文：这是校长的专业性。
吴颖民：是的。校长也要具备一些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现在很多校长都是从好老师中选拔上来的，好老师成长为好校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老师关注的是学科教学，研究的是怎样吸引学生热爱这个学科，如何把自己的学科教好，但校长不能只关注学科教学。
也并不是所有优秀的老师都适合做校长，有些老师擅长的就是教学，不善于组织协调，所以未必可以扮演好一个校长的角色。学校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组织，要跟政府、社会、家长、学生、教职员工等多方面打交道，这些都需要具备管理能力和管理知识。
第四，我觉得一位好校长要有个人魅力，比如人格、品性、自律精神等等。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一位好校长首先必须是一个好学者，然后才是一个为师者。现在有一些老师自己都不爱学习，怎么能让学生爱学习？这是很致命的问题。
作为一校之长，不能只要求老师好好教书，学生好好学习，自己却不学无术，不思考，不与时俱进。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知识，没有与孩子们贴近的语言，没有跟他们能产生共鸣的话题，怎么能得到孩子们的喜欢？怎么能成为一名好校长？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认为校长必须是好学之人，爱学习、爱琢磨、爱思考，是一个学习的榜样和楷模。校长爱学习，老师们就会爱学习，学习风气浓浓的，就可能成为一所好学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关系。
陈志文：我理解您讲的个人魅力，是做人，是身教重于言传。
学校供图
把华南师大附中推向新高度陈志文：您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工作了35年。在您心目中，华南师大附中是一所怎样的学校？
吴颖民：华南师大附中的办学历史非常独特。它的前身是一所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也是岭南大学的起点，也就是创建于1888年的广州格致书院，后来书院发展成大学，大学继续办附属中小学，就演变成岭南大学附中。1952年院系调整时，岭南大学附中与中山大学附中、广东省文理学院附中、华南联合大学附中合并成为华南师范学院附中，1983年随大学更名改称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合并的四所附中，各自有不同的历史，造就了华南师大附中多元化的特点和包容的文化。
“以人为本，敢为人先”，是华南师大附中的传统。而其不拘一格，与生俱来的改革创新基因，为后来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奠定了文化基础。
陈志文：您最欣赏华南师大附中的哪个特质？
吴颖民：我觉得是“不随大流”。比如，大家都在追升学率，搞各种花样将应试教育做到极致，但华南师大附中不跟风，坚持走遵循教育规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之路；别的学校增加考试科目课时、减少非考试科目课时，我们坚持按国家规定开足开齐相关课程；别的学校总想把学生的时间占满，我们让学生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和学习自主权。
有人评价华南师大附中是一所“放羊”式的学校，学生比较自由，比较独立自主。这也是华南师大附中与其它学校相比最大的不同。我们认为，只有让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学习，才能走得更远。
陈志文：回头看，华南师大附中给您带来了些什么，您又为华南师大附中带来了哪些变化？
吴颖民：如果说我今天在基础教育领域作出了一些成绩，有了一点名气，这与我在华南师大附中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首先是一个受益者，然后才是贡献者。我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培养，华南师大附中的领导、老师们对我非常厚爱。
华南师大附中本身就是一所非常优秀、非常有内涵的学校。1978年我到学校工作时，华南师大附中已经是广东省首屈一指的中学了。把华南师大附中推到向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共同为华南师大附中做出的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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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文：担任华南师大附中校长17年，您觉得自己获得了哪些成绩？
吴颖民：华南师大附中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学校历届校领导班子一代一代接力跑带来的结果，不是某一阶段的某个人所为。目前为止，在华南师大附中10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我是任期最长的一任校长。我也正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鼓励创新的时代，很有幸能在这样的时代中做一些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在华南师大附中做校长的17年里，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件事。
首先，系统梳理了学校的发展历史。过去，我们往往把1952年四校合一作为附中的起点，没有追溯这几所学校的历史，没有挖掘这几所学校的文化传统，但我希望能追根溯源、理清学校发展脉络。我们把学校的发展历程做一次系统梳理，重新确定了学校的起点，进一步凝练了几十年来学校的精神和风格。
其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总结了华南师大附中的文化理念体系。华南师大附中历史上的历任校长有很多经典语句，但是不成体系，包括办学宗旨、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办学追求、学校精神、校训、教风、学风，校风等等。
第三，推动了华南师大附中课程体系的建设，融合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特点，能够满足人才培养需要的课程体系。
过去，很少提到某一所学校要有自己的课程体系。但我认为，一所高品质的学校应该具备独特的、有自己风格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培养什么人的决定因素。学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就应该有相应的课程体系，然后才能决定采取哪种合适的培养方式以及评价管理方式。
陈志文：课程体系是抓手。
吴颖民：对。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要培养什么人，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如何保证培养目标的达成，这就需要有完善的课程体系。如果课程体系完全采用国家课程体系，就很可能缺乏个性，也难以滿足学生不同的发展需求。
培养有理想信念、有全面素质、有独特风格、有个性特长的人才，需要整合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尤其是学校课程，包括文化课、实践课、研究课、活动课等，构成一个能够达成育人目标的课程体系。
第四，推动了学校信息化建设。一所高质量的学校必须要很好的运用新技术。因为新技术不仅可以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是可以改变育人模式、教育教学方式、管理方式、评价方式等。华南师大附中抓信息化建设还是比较早的，1997年开始我们建设了先进的校园网，老师们用上了笔记本电脑
另外，就是在国际化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一是与国外一些名校建立了姐妹学校关系，定期交流；二是建立了国际部、国际课程中心等。
开设部分高水平的国际课程、引进国外教育某些先进的教学方法，也是华南师大附中推动学校自身改革的手段，让我们能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下创新学校的育人方式，对学校追求更高品质的教育有着重要影响。
我们不能做井底之蛙，国际化可以让我们看的更多，看的更远，同时也有更多参照系，从而避免在探索新路时犯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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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所有“广州味”的新中学陈志文：您卸任华附校长四年后，2017年再次出山担任广州中学校长，初衷是什么？
吴颖民：广州中学是在天河区的积极倡导下创办的。此前，以广州这座城市命名一所中学的事情议论了好几年，有些不同意见，最后广州市主要领导下了决心，将广州中学这个沉甸甸的学校名称，交给了天河区，由天河区负责创办。广州中学能够成功创办，也是受到了北京市朝阳区创办北京中学的启发。
广州中学决定创办之后，遴选校长时间紧迫，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后来区领导多次登门拜访，盛邀我担任创校首任校长。这件事让我有些为难，一方面是我已经退休三年了，刚从过去几十年繁忙紧张的生活节奏中走出来，家人也不太赞成。另一方面，作为在天河学习、生活、工作了四十多年的教育人，我对天河这片土地充满感情，也心存感激。我犹豫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盛情难却，也是因为自己对于教育梦想的追求还没有完全实现。
陈志文：广州中学可以说给您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去实现一些您的教育理想。广州中学和华南师大附中肯定有所不同，您在这个新舞台上是否遇到过新挑战？
吴颖民：挑战还是蛮多的。首先就是办学自主权，也是我同意担任校长时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实际上也是我最担心的。
华南师大附中之所以能办成一所有品质、有风格、有特点的学校，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主要因素：第一，有一个稳定的领导班子，大家志同道合，都是有理想信念、有教育追求的，而且每一任校长的任职时间都很长，能把想法落到实处；第二，有比较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有一支比较好的师资队伍，能够高质量的落实学校的办学理念。
陈志文：您希望将广州中学打造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或者说您心目中理想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吴颖民：我曾为华南师大附中和广州中学的发展分别提出过五个关键词，但是有所不同。这也是我20年来，对教育的理解不断加深的结果。
2000年，我给华南师大附中的未来发展提出的战略目标是：优质化、特色化、规模化、国际化、现代化。优质化是指在先进的质量观引领下不断提升教育质量；特色化是指不断彰显个性风格；规模化是指要扩大优质资源，进一步传播好的经验；国际化是指要让学校的办学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多的国际互动；现代化是指学校各方面都要不断与时俱进，包括观念、队伍、育人模式、设备条件等。
而我到广州中学之后，提出了另外五个关键词。
一是智能化，在信息时代，一定要把信息技术更多的应用到教育上，包括教育教学、管理评价等，尤其是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优化教育。
二是人文化，学校要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广州中学以广州城市命名，更要传承广州文化，弘扬广州精神，代表广州形象，要有浓郁的“广州味”。
三是生态化，包含两重意思，一方面学校地理位置靠近高山、森林，希望有更好的自然生态，另一方面希望建立更健康的教育生态，更加尊重教育规律。
另外两个关键词，国际化和现代化，与华南师大附中是一样的。我希望在广州这样一个开放的窗口城市，广州中学能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更多元的国际交流，也能够在观念、课程、教学、管理、评价、队伍、条件等方面实现全面的现代化。
陈志文：从教育的角度讲，您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
吴颖民：应该说，这是我的新追求。
图源：广州中学官方微信
学校要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陈志文：您提到的办学自主权包含哪几个方面？
吴颖民：我认为办学自主权应该包含以下几点：第一是人权，我希望我校的师资队伍是可以调整的，一些不愿意接受和践行学校倡导的新理念新要求的教师，区里要帮我们作调整，有适当流动；
第二是财权，学校做好预算后，在资金的使用上应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
第三是事权，学校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什么课，办什么活动，搞一些创新，要有自主权。
陈志文：从办学自主权这个角度看，您觉得我们基础教育的发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或挑战？
吴颖民：我觉得教育改革要在治理体系上下功夫。现在基础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还是体制机制问题，是我们的治理体系问题。讲了多年的现代学校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对外，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不清晰，对内，校长、老师、家长的关系也不清晰。学校的治理结构有问题，就很难办出水平，办出活力、办出特色。
总体而言，我们的教育缺少活力。原因是什么？我们讲了很多年，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要实行管、办、评分离，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就是因为现在的办学机制并不灵活，学校缺少活力，治理体系僵化，校长没有充分办学自主权。
其实，不是校长、老师不学习、不思考、不想创新，而是由于长期缺乏办学自主权，他们要做的“规定动作”太多，可以做的“自选动作”太少，只能按要求完成统一的规定动作，慢慢就会形成一种听命于上级的惯性，上级怎么讲我就怎么做，不去思考。但如果校长、老师都不去思考，学校就不会有活力，也不会有创造性，就会千校一面、没有个性特色，也导致大家拼命去追求升学率。
中国的基础教育完全可以做的更好。
我们现在的创新人才培养也是这个问题。当前，中国拔尖创新人才较为缺乏，在重要领域也缺少重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原始创新。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往往源自于年轻人对未知领域的好奇，以及敢于探索未知领域的冒险精神。
可惜的是，这种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在孩子读小学、读中学时往往就被压制住了。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普遍不注重鼓励孩子们独立思考、有独特见解，不鼓励他们多问为什么，只鼓励孩子们揣摩标准答案，一旦靠近标准答案，思考探究就会嘎然而止。久而久之，他们的思维就会固化，形成追逐标准答案的思维定势。在孩子好奇心最强的年纪不让他们刨根究底的提问，长大自然也就不会再提问了。不问为什么，自然也就没有了创造性。
陈志文：您觉得这是治理的问题还是评价的问题？
吴颖民：我觉得这两个原因都有。一方面是治理的问题，一定要去掉“官本位”的思想，深化放、管、服改革。在治理体系中，主管部门要转换角色，集思广益，制定一个符合规律的目标，并提供资源支持，做好必要的检查督导，做好评价奖惩。
另一方面是评价的问题。我的建议是，政府完全可以把部分评价委托给第三方，由专业的社会机构去完成，这样既能做好政府职能转变，也能保障评价的专业性。
陈志文：将评价委托给第三方机构，很多人有所担心，因为必须考虑诚信的问题。
吴颖民：确实存在这样的疑虑。但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对财政资金使用的评价，过去都是以审计部门为主，但现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了一批第三方专业机构。而这些机构要在市场经济、法制环境下生存发展，就必须要建立和珍惜自己的服务品质和品牌信用。
我认为，这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让这些评价机构（研究所、研究院、测评中心）接受市场的考验，追寻它们的舞台，成为真正有信用、不可能被收买的专业评价机构，如美国的SAT、ACT、TOFLE等。
陈志文：我觉得，可能也需要注意文化的问题，美国的社会治理体系是以个人诚信为基础的。
吴颖民：是的，但是将评价委托给第三方专业机构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央已经提出来要让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教育治理了，这也是为什么要扩大教育督导队伍的原因。从事教育督导的，必须是熟悉基础教育的专业人士，各级督学有很多是刚从一线退下来的德高望重的校长、局长、专家，拥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和社会声誉，不太容易受到利诱而影响评价的公平公正。
学校供图
劳动教育的现实意义非常大陈志文：我们讲了很久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最近两年才开始真正重视劳动教育。这让我回想起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通过学工学农深刻体会到了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而现在的劳动教育有了很大的变化。您怎么理解劳动教育？在实施劳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吴颖民：如今我们再次强调劳动教育，时代背景已经不同了。过去，我们强调劳动教育，是基于国家还处在“一穷二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阶段，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特别需要有流大汗、出大力的劳动能力和艰苦奋斗精神，亟需培养学生具有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能够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在当时的环境下，强调劳动教育是正常的，既是形势的需要，也是环境使然。
但此后，我们确实有一段时间忽视了劳动教育，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改革开放，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社会商品极大丰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已经摆脱了经济短缺所带来的生活困境，体力劳动大多已被机器或更先进的工具替代。因此，一部分人心中就产生一个误区，觉得劳动不一定是必须的，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和品质也不再像过去所强调的那样重要了。
实际上，劳动有很多种形态，包括智力劳动、体力劳动、创造性劳动、重复性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等等。在社会财富快速增长、持续积累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人劳动，特别是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的知识财富，尊重知识产权。
我认为，现在强调劳动教育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关系到未来我们成为世界强国后，年轻人能不能保持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能不能延续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
不可否认，在如何认识劳动的问题上，目前确实出现了一些危机。物质生活条件变好后，社会上滋生了鄙视体力劳动的倾向，觉得体力劳动低人一等，认为坐办公室，做白领才有出息，坚决不肯做蓝领，这也影响到了大学生就业。目前看来，大学生就业出现困难，不是因为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而是结构性失衡。其实并非大学生没有工作机会，而是他（她）们不愿意去基层、去落后地区，觉得待遇或者工作环境条件没有达到他们心中的预期。
我们讲劳动最光荣，首先要明白，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只要诚实劳动就是光荣的，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才能带来社会进步。
另外，年轻人特别要形成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意识。不管是物质成果（如粮食、手工艺品）还是精神成果（如软件、文章），都应该得到尊重，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和自然界的关系，还涉及到人际关系甚至国际关系。我们不能培养看不起劳动人民、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贪图享乐、想不劳而获的人。
图源：广州中学官方微信
“减负”不能一刀切，要区别对待陈志文：您怎么看减负？
吴颖民：对于减负，我历来的观点是不能一刀切。我认为，从大方向来看，减负是对的，因为中小学生普遍课业负担过重，而且不少负担是不必要的。
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规定动作太多。如果没有过多的规定动作，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负担就会减少很多。二是重复性劳动太多，而且都是低效率的，很多负担仅仅是为了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做题速度以及答对率，一旦考试不需要了，这些知识和能力就没用了。
我最近在读哈佛大学戴维·珀金斯教授所写的《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这本书。其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想分享给大家：一是如何选择有生活价值的知识，并以此来衡量现在的学习内容；二是教育应如何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建立全局性理解。
现在很多孩子专业知识学得很深，但是不会思考问题，遇事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和选择。他们所学的专业知识对于提升全局性理解能力并没有帮助，也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些知识创造美好生活。我们的教育中有太多这样的东西，所以负担过重是必然的。
那么，如何减负？我认为要针对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路径。第一，不同孩子的负担不一样，同样的负担对于不同孩子的效果也不一样。第二，同样的负担对于想挑战自我的人和想逃避责任的人来说，也不一样。首先要激发孩子的学习动机，让他们有更强烈的求知欲望，愿意挑战自己。
通常来讲，抱怨负担过重的学生分为两种。一是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抱怨规定动作太多；二是不爱学习的学生，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
而学习能力强、基础好、爱学习的学生往往不会抱怨负担过重，他们抱怨的更多是学习自主权被一些无用功占据了，做了太多无意义无价值的事。
陈志文：我觉得还有一点不能做，就是不能封顶。
吴颖民：是的。好学生是有能力多学一些的，不让他们学是不对的。
所以，减负应该区别对待。比如，作业可以有弹性、有选择，也可以采用分层教学，让学生和家长有一定的选择权。
另外，“减负”的效果与老师的素质有密切关系。如果老师的素质不提高，都采用题海战术，想用大运动量、重复训练来提高教学质量，负担也是没办法减下来的。
图源：广州中学官方微信
中国教育的明天一定会更好！陈志文：您对新中国成立后基础教育的发展，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吴颖民：我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些转折点印象深刻。
首先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带来了整个基础教育教学秩序的重建，我对这个过程印象很深。我们推翻了很多东西，也捡回了很多东西。文革前的基础教育质量很高，没有过于强调应试教育，较为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后来，发展到1990年前后，应试教育越来越突出，出现了重智轻德的倾向，导致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出现危机，之后的十年我们一直在纠偏。
到20世纪初，经过近20年的探索，我们对基础教育有了更加全面地理解。1999年，中央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概念。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应试教育的倾向得到一些遏制，但还没根本转变过来，对如何遵循教育规律科学发展也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2010年左右，国家开始对教育改革发展进行中长期规划，颁布实施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总体来说，教育是有规律可循的，每个阶段都会有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因为国家大、人口多，“跟风”的惯性也比较大，纠正偏差经常会走极端，然后再重新纠正过来。
陈志文：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和轮回。
吴颖民：是的，所以每一个转折点留给我的印象都非常深。我觉得，非常庆幸我们始终保持了清醒，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和问题都有很好的预见。
现在有个高频词叫“坚守”，我觉得很重要，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追求，要坚守自己做人做事的底线，坚持对国家负责和对孩子负责的统一，如此才不会左右摇摆。
陈志文：现在有个词叫“不忘初心”，其实“坚守”就是不忘初心。
吴颖民：是的。教育不要随大流，不要追时髦，这很重要。
陈志文：谈到应试教育，最核心的就是高考这根“指挥棒”。近些年来，我国开始了新一轮高考改革，明确提出将采取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方式，您怎么看这轮高考改革？
吴颖民：我觉得，基于目前的国情，这是最好的方案，更好的方案是有的，但未必可行，还得一步步来，不可能一步到位。更理想的方案应该是进一步扩大大学的招生自主权，以大学的多元评价引导学生多元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但目前还做不到。
当大学能够更多的采用自己的衡量标准进行招生时，才有可能促进基础教育更多的改革与创新，才能起到对基础教育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指挥棒作用。
然而，大学招生自主权的扩大，又是基于社会对大学的信任的，比如，更好的进行自我约束、正确行使招生自主权。
陈志文：就是所谓的公平公正。
吴颖民：没错，改革不可能那么快。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方案是基于目前国情和现实条件的最好做法。一方面，新方案至少让孩子们有了一定的选择权，不再是过去的规定动作，可以扬长避短。另一方面，评价也更加多元化了，除了成绩，还加入了一些过程性评价、综合性评价。
陈志文：经常有人将中国和美国的基础教育作对比。从我的角度看，中美大战背后其实就是人才大战。您觉得，中美基础教育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吴颖民：我觉得中国基础教育的优点是整体教育质量很高，但两头小，拔尖人才少，很差的学生也很少，是“橄榄形”的。在同一个区域，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成绩的好坏，主要是因为学生的自律能力不同，而不是智力上的差距。
中国的中小学善于鼓励学生学习，同时会对自律能力差的学生进行约束、鞭策，因此他们的成绩也不会特别差。
但我们基础教育的突出缺点就是特别优秀的孩子得不到宽松自由的环境，得不到更多灵活对待和支持，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认识：向弱势群体倾斜是公平公正，关注超常儿童不是公平公正。
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基础教育与我们不一样，不会强迫不好学的孩子学习，这部分人的成绩差很正常，但是优秀的孩子会脱颖而出。而且这些优秀孩子就像培育杂交水稻品种的那些野生稻种，是在没有太多人工因素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品种，其生长能力、抗逆性和适应性等方面会更好。
陈志文：更多的是强调学生的内在动力。
吴颖民：是的。所以美国基础教育的形态是两头大，中间没有那么突出，是“纺缍形”的，好学生与差学生会自然的产生两极分化。
陈志文：在您看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的教育获得了哪些突出成就？对于未来的发展，您有哪些建议？
吴颖民：我觉得新中国成立70年来，教育上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包括学前、小学、中学、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终身教育体系也已初步成型；在一个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全面普及了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而且高等教育也正在迈进普及化阶段，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对于未来发展的建议，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我们的教育体系变得更有活力。我们要围绕这个目标，把所有影响中国教育活力的问题找出来，并逐一解决。
我相信，中国教育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