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之前我国部分本科院校公布退学学生情况，有媒体据此认为，我国高校“严出”时代已经到来。在笔者看来，“严出”必定会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趋势，但高等教育进入“严出”时代，还需要全面改革高校招生、培养制度，不然，按目前的高考招生、录取制度，高校淘汰不合格学生就会受到限制，进而学校也难以推进“严出”培养模式。
也许有人会说深职院的不毕业率已经很高了。这是相对于我国其他高校而言的，但是，与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相比，这一毕业率还是很高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大学生毕业率平均为50%，德国的高等学校平均毕业率低于50%。可以说，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是通过严格的淘汰来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的。
深职院校今年的专科毕业生毕业率只有87%，可本科毕业率却达到97%。专科毕业率不高，这可能与取消清考制度有关，而且，学校还给未毕业的学生留了一条路：对于未取得毕业资格的学生，学校支持其在结业后2年内，通过学习成果的认定、技能证书的获取或通过课程重修等多种途径来达到毕业要求，申请结业换毕业。据笔者了解，我国已有高职院校，在多年前就尝试取消清考制度。在取消清考制度的第一年，不毕业率也比较高（达到10%），但随后，毕业率就回升。而之所以回升，是学校调整了平时考试的难度，让大部分学生都能顺利毕业。所以，要判断深职院是否一直做到“严出”，还要看多年的毕业率情况，仅看今年的毕业率，还不能说明问题。
高校办学实行“严出”培养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一，高校招生和培养、管理制度。我国当前的招生、培养实行按计划招生、按计划培养、管理。一个形象的说法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导致学生退出机制不健全。一名在高校求学的学生，因学业不合格而被退学，只能重回高考体系，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才能再次进入全日制高校就读。这和发达国家实行的自由申请入学制度、自由转学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在发达国家，一名学生被大学退学后，他可以用在这所学校的求学情况去申请进入另一所大学，因此，学校和学生本来就是持续双向选择的。
在我国的招生、培养制度之下，学生、家长和社会，都特别重视被一所大学录取，包括我国有的出国留学学生也特别看重这一点。而发达国家，更看重的是大学的学习过程，因为被录取，达不到培养要求，并不能顺利毕业；不适合这所学校的教育教学，学生还可选择申请其他学校、专业。简单来说，一个是重录取，一个是重培养。
其二，高校生均拨款制度。我国公办高校普遍依靠财政拨款办学，民办学校的主要收入来源则是学生学费。不管是靠财政拨款办学，还是靠学生学费办学，这都和学生人头数有关。对于高校来说，淘汰不合格学生，就意味着减少学生数，也就会减少学校的收入。因此，如果不进一步拓宽办学资源，高校站在学校自身办学利益角度，也是不愿意淘汰不合格学生的。至少不愿意在求学过程中淘汰学生，但只有最后毕业关头的淘汰（不毕业），而没有过程淘汰，会让最后关头的“从严”遭遇质疑。
其三，高校办学评价体系。高校实行“从严”培养模式，就必须重视人才培养，加强学校的课程建设，和对学生的过程管理。然而，我国高校（包括部分职业院校），却更看重学术研究的成果，而不重视人才培养，具体表现在，把撰写、发表论文，申请课题、专利等作为考核、晋升教师的重要指标，这导向教师并不愿意投入精力进行教学，也让学生对学校的课程质量、教师教育教学不满。要做到严格培养学生，就必须改革对高校办学和教师的评价体系。
其实，早在10多年前，我国部分高校就提出“从严”培养的要求，而且，也曾批量淘汰不合格的学生，引起舆论的关注，但是，并没有坚持下来，背后的原因就是缺乏进行“从严”培养的系统改革。当前，国家提出加强高等教育质量，严把毕业关的要求，期望“从严”不是一时的应景，而要有系统的制度建设，加以保障。
